联系人表单

名称

电子邮件 *

消息 *

搜索此博客

图片
SIMTEA.comSIMTEA.com 十一月 15, 2025

论朝鲜半岛人参：从高句丽的遗产到分裂的现代象征


李殷昌 / E.C. Lee / SIMTEA.com


I. 人参（Insam）的起源，介于神话与记载之间

A. 起源研究的文献学局限

人参（人蔘）是朝鲜半岛代表性象征之一，这一事实毋庸置疑，但要以实证方式明确阐明其植物学和历史学上的“起源”，几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这是因为人参首次出现在文献或考古资料中的时间点，已经是人类经历了长期的试错过程、认识到其药效并开始积极利用“之后”的事情。因此，本报告的目的不在于探究无法证实的“最初发生地”，而在于追溯其“价值的历史”—即人参是如何作为“朝鲜半岛特产”被认知并获得其历史、经济和文化资产价值的。

自登场于历史以来，人参在朝鲜半岛乃至东北亚的历史中，一直在医学、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等方面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要理解人参如此复杂的角色，就必须对其起源问题进行探讨，而如果不阐明起源，讨论人参在历史上的多种意义就会存在根本性的局限。

B. 对早期研究的批判性探讨

基于近代历史研究方法论对朝鲜半岛人参起源进行的首次全面尝试，被认为是日占时期的日本官员今村鞆（Imamura Tomo）所著的《人参史》。然而，这项研究在逻辑上存在诸多矛盾之处，令人难以信服，并且最重要的是，它内含致命的局限性。

今村的研究在探讨人参起源问题时，将其对象地区局限于“中国”，并故意将“满洲和朝鲜半岛”所产人参的起源问题排除在讨论之外。这不仅是学术上的疏漏，更是一种地缘政治行为，表明人参的历史实质上就是一场关于古代领土和文化所有权的争论。据分析，在排除了满洲和朝鲜半岛（古朝鲜及高句丽的核心领土）之后，试图展开以中国为中心的逻辑，必然会导致“逻辑矛盾”。因此，本报告将涵盖满洲和朝鲜半岛出产的人参，试图从古代整个东北亚的视角进行新的探讨。

C. “人参”在历史上的首次登场（中国文献）

人参的历史，是从它被人类认识到具有“价值”并开始被记载时才真正开始的。

“蔘”字在文献中首次出现，是在中国西汉元帝时代（公元前48-33年）的识字课本《急就章》中。这表明对人参的认知历史可以追溯到2000多年前。

作为药材（汉方药）具体记载人参处方的最古老的医学文献，是中国东汉张仲景所著的《伤寒论》（公元196-219年）。其后，约在5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早药物学著作的《神农本草经》中，将人参归类为“久服亦无副作用，可享长寿”的“上药”。这些记载意味着，在朝鲜半岛三国时代正式开始之前，人参在东亚国际社会上已经超越了单纯的药草，获得了作为具有最高药效的“战略奢侈品”和“延长生命的灵药”的牢固地位。人参这样早已确立的价值，成为了日后其在三国时代激烈的外交和贸易舞台上发挥核心作用的背景。


II. 三国时代：登上国际舞台的三种人参

A. 三国的交易品—人参

到了三国时代，人参已成为朝鲜半岛各国重要的外交资产和交易品。

《三国史记》中记载，高句丽、百济、新罗三国都曾向中国交易（或朝贡）人参。人参的主要自然生长地包括朝鲜半岛、满洲、沿海州一带，这与当时高句丽的领土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

以新罗为例，有明确记载称其在善德女王二年（公元628年）向唐太宗进贡人参。这表明人参是用于国家间正式外交活动的贵重物品。

B. [核心] 陶弘景的5世纪比较分析

关于朝鲜半岛古代人参品质和特性最重要且最具体的文献，是5世纪中国南朝梁代学者陶弘景（456-536年）所著的药学著作《本草经集注》。这部文献生动地传达了当时东亚人参市场的状况。

  • 百济人参： 陶弘景记载“（人参）以百济产为重（重要视）”，给予百济人参最高评价。他描述其特征为“形体细，（但）坚实而白”，并比较道“其气味比（中国的）上党参更柔和（薄）”。这表明在5世纪的中国市场，“百济产”已牢固树立了高端品牌的地位。
  • 高句丽人参： 仅次于百济人参的，他提到“使用高丽产（高句丽产）”。值得注意的是，他明确指出了原产地：“高丽即是辽东”。对于高句丽人参的特征，他评价为“形体大，（但）内里疏松且质地软（虚而软），不如百济产”。

通过这样的比较分析，5世纪东亚人参市场的品质排名（百济 > 高句丽 > 中国上党）以及各个品牌的特点清晰地展现了出来。

5世纪东亚人参比较（基于陶弘景《本草经集注》）

  • 百济（百济参）：形体细。坚实而白。被视为最高品（重要视）。气味比中国上党参更柔和。

  • 高句丽（高丽参）：形体大。疏松且软。次等品。不如百济参。原产地为辽东。

  • 中国（上党参）：（基准点）。作为比较百济参/高句丽参品质的基准。

C. 陶弘景的地缘政治洞察

陶弘景记载的真正价值在于，它不仅是单纯的药效比较，更捕捉到了当时的政治和流通状况。

他记载道：“百济现为高丽（高句丽）的臣属，故（高句丽）使臣带来的（人参）中混杂有高丽产和百济产两种”。

这不仅是药学著作的注释，更接近于一份洞悉5世纪东亚国际局势的“贸易报告”。通过这份记载我们可以得知，5世纪的中国进口商（1）能明确区分朝鲜半岛人参的“品牌”（百济产、高句丽产），（2）了解原产地（高句丽=辽东），（3）甚至掌握了高句丽控制着百济，乃至掌控了最高级百济人参流通网的“供应链情报”及“国家间政治关系”。这是展现当时高度发达的国际贸易水平的核心史料。


D. 新罗人参（罗参）的实物证据

虽然在文献记载中，百济和高句丽备受瞩目，但最富戏剧性且最明确的实物证据却来自新罗。

约在8世纪，从统一新罗出口到日本的“新罗人参”实物，跨越了1300多年的岁月，至今仍保存在日本奈良的正仓院（Shosoin）中。

当时，新罗人参被称为“罗参”，根据《三国史记》和《三国遗事》的记载，它被誉为“药材之首”，甚至被直接进贡给中国和日本的皇室。这批“罗参”比韩国国内现存最古老的人参（12世纪的高丽人参）还要早约400年，证明了日后享誉世界的“高丽人参”的威望，正是从这“罗参”一脉相承而来的。

这表明，统一新罗尽管在文献记载上存在空白，但它是一个拥有高度技术和经济实力的主要参与者，能够稳定生产、加工并向日本出口当时最高级的“罗参”。归根结底，“高丽人参”的声誉并非某一个国家的专属，而是三国以各自方式积累的遗产相融合的产物。


III. 高句丽时代：“高丽人参”名称的源流与地缘政治资产

A. “高丽人参”名称的起源：“高丽”即“高句丽”

本报告的核心分析，也是用户疑问的中心轴，是“高句丽”与人参的关系。

我们现在使用的“高丽人参（高麗人蔘）”这一名称的起源，并非来自王建建立的高丽（Goryeo, 918-1392），而是源于对三国时代“高句丽（Goguryeo）”的称呼。

在包括前文第二章分析的陶弘景《本草经集注》（5世纪）在内的同时代中国文献中，“高丽”是当时对高句丽的称呼。中国史书常常不明确区分高句丽和918年建立的王氏高丽，而是统称为“高丽”。因此，“高丽人参”这一品牌的历史起源可以追溯到1500年前的高句丽时代。

然而，这里发现了一个悖论。在5世纪的市场中，(1) 品质上“百济产”最佳，(2) “高句丽产”的评价则较低。但是，(3) 延续至今的品牌“名称（高丽）”却源于“高句丽”。

也就是说，“高丽人参”这一品牌名，是在品质评价较低的高句丽那里，丢失了真正的品质（百济产），仅继承了名字的矛盾状态下开始的。

这个矛盾随着10世纪“王建”的“高丽（Goryeo）”登场而戏剧性地得到了解决。王建的高丽 (1) 取得了继承高句丽的“名分（名称）”，(2) 同时在领土上整合了昔日百济和新罗的“领土（最高品质的人参栽培地）”。

借此，王建的高丽将高句丽的“名称”与百济/新罗的“品质”融为一体，终于完成了名副其实的“高丽人参”品牌。


B. 高句丽的战略物资 “辽东参”

对高句丽而言，人参不仅是药材。在537年编纂的《南齐书·高丽传》中，有一条值得关注的记载：“（高句丽）于银山采银为财货，人参、貂皮亦然”。

这明确表明，人参同银（Silver）、貂皮一样，构成了高句丽的财富，是如同货币般使用的“战略资产（Strategic Asset）”。高句丽人参正如陶弘景所指出的，被称为“辽东参”或“辽参”，与高句丽广袤的满洲领土（辽东）有着密切的联系。


C. 外交资产：“朝贡（Tribute）”还是“交易（Trade）”？

人参的地位是反映朝鲜半岛国家主权和国力的“试金石”。高句丽在与隋、唐的交易中，将人参作为主要出口品。

在此，体现了与新罗的决定性差异。新罗向唐朝“朝贡”人参。但作为当时东亚强国的高句丽，没有理由向唐朝朝贡，因此没有记载其朝贡人参。

当国家强大时（高句丽），人参是积累财富的“出口品”。相反，当国家力量相对薄弱时（新罗，以及后来的朝鲜），人参有时会成为导致国富外流的“义务朝贡品”。如此看来，高句丽时代的人参是象征其强大国力和经济实力的外交资产。


D. 高句丽灭亡与人参技术的南下

668年高句丽灭亡后，大批高句丽遗民大规模南迁至朝鲜半岛南部。

有观点认为，在这一过程中，以“辽东参”为代表的高句丽人参品种或栽培技术流入朝鲜半岛内陆，为日后高丽（Goryeo）时代开城人参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IV. 高丽（Goryeo）时代：“高丽人参”品牌的完成

A. 继承高句丽遗产与品牌确立

918年由王建建立的“高丽（Goryeo）”，公开标榜继承高句丽（Goguryeo）。随着整合了三国遗产的高丽王朝的建立，“高丽人参（Koryo Insam）”这一名称也伴随着王朝的名称，开始真正闻名于世。


B. 开城（Kaesong）：世界品牌的中心地

高丽的首都“开城”是“高丽人参”品牌得以完善的摇篮。开城一带具备了最适合人参栽培的土质、水质和气候条件。

开城不仅仅是人参的生长地，更是全国人参的集散地，以及加工和流通的中心（Hub）。通过高丽的国际贸易港口—位于礼成江口的碧澜渡，开城的人参以“高丽人参”之名，不仅出口给中国宋朝商人，甚至远销阿拉伯商人。在这一时期，“高丽人参”作为代表朝鲜半岛的顶级特产，完成了其作为无可匹敌的名牌产品的国际地位。


C. 供给的极限与危机

随着“高丽人参”声名鹊起，需求也随之激增。特别是在高丽末期，由于权力阶层的无度需求剧增，对野生参（山参）的滥捕变得极为严重。随着山参日益稀少，人参的供给面临了严重的极限。

这场危机成为了朝鲜时代人参模式从“采集”转向“栽培”的决定性契机。


V. 朝鲜时代：栽培的普及与加工的革新

A. 栽培参（家参）的登场：从危机到机遇

到了朝鲜时代，山参几近枯竭，为了满足急剧增长的国内外需求，亟需根本性的解决方案。

其成果就是“家参”，即人工栽培人参。这是人参从“采集”的对象被纳入“农业”领域的、人参历史上最具戏剧性的大转变。

关于人参栽培的起始时间，存在两种主要记载：

  • 16世纪技术存在说： 在1596年刊行的李时珍的中国医书《本草纲目》中，出现了惊人的记载：“今朝鲜（即古高句丽/百济/新罗地区）十月采子，亦可种之，如同种菜”。这表明在16世纪中叶或更早，朝鲜半岛就已存在人参栽培技术。

  • 18世纪经济普及说： 另一方面，朝鲜后期的《文献备考》（1770年）等记载则称，随着17至18世纪山参枯竭成为社会问题，为了满足不足的需求，全罗道等地开始正式开发栽培方法，并向全国普及。

这两种记载并不矛盾。16世纪《本草纲目》的记载证明了栽培“技术”的“存在”，而18世纪朝鲜的记载则显示了由于山参枯竭这一“经济需求”，该技术才开始大规模“普及”。这体现了技术采用的典型时间差，开城地区因人参栽培而闻名也大约是在这一时期。

B. 革新：“红参”的发明与开城商人

朝鲜后期人参流通的最大障碍是“腐败（变质）”。水参（鲜参）水分含量高，无法长期保存和远距离运输。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而发明的方法，就是将水参用蒸汽蒸过后再晒干的“蒸曝”方式，即“红参”制造法。红参的发明不仅仅是加工方法的改进。

这是一场“物流革命”，它将容易腐烂的“生物”转变成了可以长期保存的“工业产品（manufactured good）”。

红参摆脱了保质期的束缚，极大地拓展了朝鲜人参的国际贸易范围。

开城商人（松商）掌握了连接红参生产-加工-流通的网络，即现代的“供应链管理（SCM）”，并借此积累了巨额财富。


C. 以人参换“银”：朝鲜后期的贸易核心

实现了长期保存的红参，在朝鲜后期的对清、对日贸易中，成为了替代“银”的核心支付手段。朝鲜使臣前往中国时，会用在当地销售人参的收入来代替不足的银两，以充当经费。

尤其在日本，朝鲜人参是高价品，甚至可以与等重的白银进行交换。有记载称，17世纪，暹罗（泰国）商船漂流至朝鲜，在船只沉没的紧急关头，他们抛弃了其他物品，唯独拼死保住了“九箱红参”。这生动地印证了当时红参远播至东南亚的声誉及其压倒性的经济价值。


VI. 近现代：分裂的遗产，两种“高丽人参”

始于高句丽遗产，历经高丽和朝鲜时代最终完成的“高丽人参”遗产，随着20世纪朝鲜半岛的分裂，分化为两种不同的叙事。

A. 北朝鲜（DPRK）的“开城高丽人参”：意识形态与民族主义

北朝鲜使用“开城高丽人参（Kaesong Koryo Insam）”品牌，并为人参的历史注入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色彩。

  • 历史观： 与韩国学界普遍认为人参栽培始于朝鲜后期的观点不同，北朝鲜将其起源追溯至“檀君朝鲜时代（Ancient Joson）”。这是试图将人参历史与民族起源相联系的高度民族主义叙事。

  • 政治性： 北朝鲜的文献公然强调，人参的声誉和生产成果归功于“朝鲜劳动党的英明领导”和“金日成主席的细心关怀”。人参被用作体制宣传的重要工具。

  • 基础设施： 北朝鲜将开城奉为“人参的发祥地”，由国家主导系统性地运营农场、工厂、研究所，甚至在大学内设立“高丽人参学部”。出口则由“开城高丽人参贸易会社”专营。

B. 大韩民国（ROK）的“高丽人参”：资本与标准化

大韩民国将“高丽人参（Goryeo Insam）”通过资本主义的品牌塑造和品质标准化，发展成为应对全球市场的产业资产。

  • 标准化： 从日占时期的专卖制度延续而来的“正官庄”品牌，占据了韩国国内人参市场约70%的份额，确立了“6年根红参”的品质标准，并将其深刻烙印在全球市场。

  • 品牌塑造： 在徽章中使用太极标志和象征6年根的6颗星，强调其作为“大韩民国特产”的信誉和身份。

  • 法律冲突： 如果未来南北交流活跃，地理上邻近的北朝鲜“开城高丽人参”与韩国“坡州高丽人参”之间，有可能围绕地理标志（GI）产生法律摩擦。

就这样，“高丽人参”这一相同的遗产，如同一面反映南北不同理念的“文化明镜”，一方分化为“民族正统性”和“理念成果”，另一方则分化为“产业标准”和“资本品牌”。

C. 全球身份认同的冲突：“Ginseng” vs. “Insam”

现代“高丽人参”面临的另一重冲突，是在全球市场上的身份认同。目前，在英语圈，“Ginseng”一词不仅包括朝鲜半岛的人参（Panax ginseng），还包括美国人参（花旗参, Panax quinquefolius）、中国参（田七参）等，是一个涵盖性的术语。

问题在于，“Ginseng”这个词的由来，本身就源于过去“高丽人参”通过中国出口到西方时，被附上的“人参”的中文发音（Renshen, Jianshen）。1843年，俄罗斯植物学家 C.A. Meyer 将朝鲜半岛人参的学名注册为“Panax ginseng C.A. Meyer”，这个术语便在全球范围内固定下来。

对此，韩国正在开展一场运动，希望像“Kimchi（辛奇）”或“Tteokbokki（辣炒年糕）”一样，将韩国的人参注册为固有名词“Insam”，以区别于品质不同的他国人参，并向世界正确宣传韩国人参固有的“优秀性与品质（excellence and quality）”。这不仅仅是市场营销。这可以说是一场“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宣言”，试图切断历史上因途经中国这一“中间商”而产生的“名称的从属”；这也是一次后殖民主义的身份重塑尝试，旨在向全球市场直接申诉“韩国固有之物”的身份认同。


VII. 连接朝鲜半岛过去与现在的生命力象征

人参的历史始于朝鲜半岛肥沃的土壤，在三国时代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其价值获得了认可。

制霸5世纪市场的“百济人参”的品质，以及经受住1300年时间考验的“新罗人参（罗参）”实物，成为了“高丽人参”这一伟大品牌的坚实基础。

本报告所关注的“高句丽”，在这一遗产中留下了不朽的印记。高句丽不仅提供了“辽东参”这一领土资产和“高丽人参”这一名称的源流，更是作为“战略贸易国”而非单纯的朝贡国，在国际舞台上利用人参的最初主体。

这份复杂的遗产在高丽（Goryeo）王朝时代以“开城”为中心完成了世界品牌的构建，在朝鲜时代则通过“栽培（家参）”的普及和“红参”的技术革新，克服了山参枯竭的危机，重生为世界级的商品。

到了现代，“高丽人参”象征着朝鲜半岛的分裂，被划分为北朝鲜的“理念资产”和韩国的“产业标准”。同时，在“Ginseng”与“Insam”的名称冲突中，它正在重新向世界叩问其固有的身份认同。

归根结底，从高句丽的药材出发，到高丽的贸易品、朝鲜的财富，再到现代南北双方的文化自豪感，人参的历史，象征着朝鲜半岛在激荡的岁月中未曾屈服、延续至今的生命力本身。


Works cited (参考文献)

  1. 과거 중국인의 고구려 인식, accessed on November 12, 2025, https://hallyang.tistory.com/7

评论

© SIMTEA. All Rights Reserved